近日，《“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正式发布。这是继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之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又一重磅行动。
把数据列入生产要素的一个主要背景是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进入数字时代，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与日俱增。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的测算表明，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50.2万亿元，在GDP中的比重高达41.5%。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当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且把提升国民经济数字化水平提高到了未来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高度予以应对。这方面典型例证就是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正试图将数字经济规则国际化，以试图掌控未来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并以此形成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美式模板”。围绕数字经济国际竞争的另外一个领域是跨境数字税收，发达国家内部也互不相让并且“礼尚往来”。各国围绕数字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和数字算法等关键议题的博弈已经白热化。
在此背景下，提高国民经济数字化水平比任何时候都尤为重要。当然，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上也并非全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社会，继而从工业经济进入电气化时代，再从电气时代进入到数字时代，是全球产业演进的必然规律。而这一规律成立的背后，就是技术已然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形态不断更新迭代的内生力量。
正是由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数据开始作为关键要素进入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在此过程中，现代数字技术的高通量特征，使得信息密度得以空前增加，整个世界不同实体节点之间的连通性大大增强，这推动了原有组织结构的深度重塑。当前方兴未艾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等“三新经济”就是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
数字技术的这一内在特征，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提供了一个关键抓手，那就是深入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为，数据进入生产要素之后，不仅催生了全新的商业形态和应用场景，还通过“上云用数赋智”，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其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的价值逐渐被国民经济各行业所认可。
从总体目标来看，本次“数据要素×”行动计划的一个主线，就是在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数据要素高水平应用，从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就重点内容而言，此次行动选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12个行业和领域作为试点，分别就如何提高数据要素在这些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拓展深度做了前瞻性指引，这些举措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措施具体、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纵览本次行动计划，不难提炼出一个规律性的发现，那就是要加快推动数据要素与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协同融合，继而突破资源要素的现实约束，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在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日益丰富的当下，通过与数据要素互动融合，形成全新质态的生产要素，已成为数字时代推动整个经济社会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必然要求。“×”在数学上虽然脱胎于运算符号“+”，但又和“+”有着层级上的跨越和本质区别，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叠加和局部优化，而是来自于突破边界的颠覆式创新和革命性变革。
显然，实现这一目标难以一蹴而就。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这需要推动建设数据基础设施，围绕数据的确权与定价，加快建设数据要素流通交易体系，设计多样化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等，促进关键问题的解决。
